让百姓从“辱母案”中感受到公平正义

当着已经成年儿子的面，凌辱其母亲，在崇尚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国度里，实际上已触碰了“自作孽不可活”的人伦底线。尽管，“血亲复仇”式的私力救济不被允许，只能寻求正当途径的相关救济，可是，当处于极度屈辱、激愤、恐惧状态下，法律不能苛责一个人具备超强心理素质和克制能力，而采取完美理性的维权方法。

“辱母杀人案”之所以引起举国刷屏，很大程度上在于法院过于苛刻和追求完美——“本院认为，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纠缠，不能正确处理冲突，持水果刀捅刺多人，致一名被害人死亡，3名被害人受伤，其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”，并在此基础上，考虑到“被害人一方对本案的发生具有过错”等情节，减轻处罚判处于欢无期徒刑。如你所知，正是这样的判决，不难让人想起一句老话：“法律之内，应有天理人情在”。

或许，法院之所以认定“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”，更多是因为杜志浩等人毕竟是“讨债老手”，虽已涉嫌寻衅滋事、强制猥亵、非法拘禁等，但终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身体伤害。不过，当着儿子的面猥亵母亲，这对于欢母子的人格尊严和精神伤害，要远甚于显性暴力。关键是在这之后，警察赶到现场并没有制止讨债人对于欢母子的控制，只留下“要账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”，看着警察要走，“于欢母子试图跟着警察出去，但被杜志浩等人阻止……”，血案随后发生了。

经受了凌辱，可能还在等待“救星”，但当意识到警察也帮不到他们母子的那一刻起，于欢的心理崩溃、绝望，是可以理解的。济南公安官微发文称，“情感归情感，法律归法律”，澎湃的民意聚焦并非情感的宣泄，事关一个法律适用问题——此案到底属于故意伤害，防卫过当还是正当防卫?

其实，近些年，不少案件曾掀起过“正当防卫”或“防卫过当”的争论，连法学界也有声音认为，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过于苛刻了。某种意义上，“辱母杀人案”，只是将正当防卫的苛刻认定标准再一次公开呈现而已。最高检已介入，我们相信终会有一个说法，让老百姓从这一举国牵挂的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。 杨鹏

“辱母案”背后的金融困境

现在，舆论正义基本都围绕着法律和伦理展开。换个角度看，这起案件的发生有个先后顺序，如果女企业家苏银霞不借下这笔高利贷，也许没有后面事情的发生。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，在案件发生当地，金融秩序有没有发生扭曲?如果存在的话，这种扭曲是否具有普遍性?

的确，近年来，民间借贷市场快速发展，街头各类“财富公司”“理财公司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而网上也出现形形色色的P2P借贷平台。民间借贷的发展，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渠道，但也出现了一些乱象，其规范性和风险性问题，不容小觑。

在情和法上，人们能够接受民间借贷的适当高成本，但高利贷并不在此内。高利贷的危害，已然不言而喻，这也是国家明令禁止的。2015年8月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了《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对民间借贷行为及主体范围做出了清晰的界定，其中明确，民间借贷年利率超过36%以上的为无效。苏银霞遇到的是高利贷，所还本金，已经远远超过36%的杠杠。

既然法律已然作出明确界定，为什么高利贷还堂而皇之存在?发生争议了，为什么没有法律的及时干预?到底是借贷人不知道寻求法律救济，还是寻求救济未果?或者是认为寻求无用?有人讲，在现实中，高利贷者一手拿钱袋，一手拿棍棒，不见钱就见血，行使暴力有恃无恐。这种有恃无恐的情况是否存在?如果存在的话，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。《刺死辱母者》中有一段话：民警进入接待室后，说了一句“要账可以，但是不能动手打人”，随即离开。这显然给人带来了丰富联想。

因为高利贷而发生的悲剧，这不是第一起，也不会是最后一起。从一定意义上讲，当一个地方存在大量高利贷时，已然说明这个地方的金融秩序处于扭曲中;而借贷双方只能通过暴力解决，更说明缺少必要的纾解和救济渠道。如何破解融资难，如何破解因为融资而发生的冲突——辱母案背后的金融秩序扭曲，甚至更值得关注，而这也可能比重审这起案件还要艰难。